本报全媒体记者 宋沣益

　　采访康聪聪和时鲲鹏前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一个年轻人为什么愿意回到村里？我脑海里有很多预设答案——为了编制，为了稳定，或者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。但真正坐下来跟他们聊完之后，我发现这些答案都太单薄了。

　　康聪聪给我看他拍的抖音视频，画质不算精美，剪辑也谈不上多专业，但镜头里那些老人的笑容是真实的。他说，有一次村里一位大爷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刷到视频，在评论区写了一段感谢的话，他反复看了好几遍。说这话时，他语气平静，但说完他沉默了几秒。

　　时鲲鹏更不善言辞。采访中我问了他好几遍“有没有觉得村里辛苦”，他每次都摇头，说“没什么辛苦的，平常心面对就行”。

　　这些细节让我意识到，真正打动我的，是这些年轻人身上那种“不放弃”的韧性。

　　农村空心化、老龄化，这两个词语听起来可能没什么概念，只有真正走进村庄，才能看到“空心”在哪里——留守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，村干部面对电脑系统头疼，这些我写在稿子里的“梗阻”，在现场看得更真切。

　　所以当我看到康聪聪骑着电动车穿行在村巷里，时鲲鹏拿着宣传页挨家挨户敲门的时候，我突然理解了这批“协理员”的真正价值——他们不是来“过渡”，而是来“填空”的。填补的是数字鸿沟，是信任断层，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服务盲区。

　　今年政策更好了，1万个岗位全部被纳入乡镇事业编制。有人在网上说这是“用编制留人”，似乎给这份选择贴上了功利标签。但在我看来，一个农业大省，在人口外流和毕业生就业难的双重挤压下，找到了一条让年轻人“回家有目标、扎根有底气”的路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务实的智慧。

　　采访结束的时候，我问康聪聪，作为一名乡村协理员，最重要的心态是什么？他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沉下心，只要踏实肯干，工作就没有那么难。”

　　这句话朴实，也体现出基层工作者珍贵的品质——不急于一鸣惊人，不把自己当外人。这句话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。乡村需要的不是旁观者，而是愿意把这里当成家的人。而政策能做的，就是给这些愿意扎根的年轻人一块站得稳的土地。

　　一万个人，一万种可能。田埂之上，答案正在生长。